去年暑假,由于各种原因,我八月份才匆匆忙忙地拿着两天前改签的火车票,坐着回了家。归家心切的我,还真没觉得这二十四小时少吃少动、不上厕所的旅程有多么辛苦——就这样匆忙地赶回了那个小县城,匆忙地除了站,匆忙地看到等待我的家人,匆忙地打车回家、吃面睡觉,把车上的幻想,全部伴着“下车面”吞了下去。


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种心理:一段时间没回家,总会盼着那座城市的外表有什么重大的变化。我甚至还想会不会有富豪突然投资上几个亿,把这个小县城推倒重建,一夜之间变成一个“国际化大都市”。不过这一切,都随着回家之后那熟悉的街道、邻居、楼下种植的葱以及晒着的豆角干而被打消了,让人失望,也让人感到心安。


但回家后的几天,我却不安起来。


偶尔有一天,沿着城里唯一一条大街向南走,不一会,便觉得前面乌烟瘴气——走近一看,原来是那栋叫做“红旗电影院”的楼被拆掉了。


“红旗电影院”被拆掉了。


这家电影院自打我记事起,便一直存在着。在城北的“人民电影院”被拆掉盖成“人民法院”后,红旗电影院便成了整个城区里九万人唯一的活动场所。我还记得,在玩泥巴的年纪里,经常会听见,这家半分钟步行距离的电影院广场门前,歌舞升平;同时,我也希冀着一墙之隔——也就是我爹单位——的楼上,能走下来一位年轻的阿姨叔叔,能带我去凑凑热闹。如果到了晚上,电影院门前便会有不少老人跑去扭秧歌,哪里有略无逻辑,却很是敬业的唢呐大爷和敲鼓大爷;要么,就是去参加被我娘定义为“东西很贵,又不好,完全骗人的,最后一天价格还会狂降”的展销会,只可惜,展销会的产品永远是主妇们感兴趣的床单被罩,而不是我更感兴趣的书籍,或是什么高科技产品。


因为实在讨厌各种教育场所,这家“红旗电影院”就这么看着我被抬进幼儿园,又被拖出来,拽进对电影院对面的“文化小学”。因为小学离家太近,所以家里从来不送我上学;最多,是刻意坑一下我的姐姐,让她骑自行车绕路送我去学校,然后再去她所在的中学。


电影院时常要承办市里的大小活动,这样忙碌的场所,门口自然时常会有交通管制,这对于需要穿过这条马路的我来说,放i班级了。再到每年组织看电影的时节,我便真的像顾问里面的“适百里者”一样,提前三天准备粮食,到时候钻进黑黢黢的电影院,与别人交换食物——在这个能容纳将近一千五百人的屋子里,电影永远不是什么重点。再后来,我又和其他人一齐跑到舞台上,龇牙咧嘴地唱了一首《红星闪闪》,还伴着毫无底线的幼儿舞蹈。虽然到现在也不清楚比赛结果,但总之还是圆了一场简陋的“舞台梦”。


再到后来,我与电影院之间那根淡淡的线突然断开了;文化小学让我有了一点文化之后,我的中学处在与它相反的方向,我只知道,这期间,“红旗电影院”五个大字被抠了下来,安上了“XX市宣传文化中心”的帽子,也开始办起老年人颇感兴趣的“免费送药领鸡蛋”的“宣传文化活动”;再后来,我听说这座处在城里黄金地带的电影院之上,要盖起全城最大的商场——就是那时,我看到了上面所说的一片遗址。


其实,我一直都在想,应该拍上一组图片:图片中,主角站在原先舞台的遗址上,表演节目,衣着华丽。如果真的拍出来,大概无论如何都应该算是部后现代佳作了;但红旗电影院终归在把想法付诸实践之前,被彻底拆掉。不过,这样也好,也许,毕竟不是所有现代人都需要昨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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