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暑假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我八月份才匆匆忙忙地拿着两天前改签的火车票，坐着回了家。归家心切的我，还真没觉得这二十四小时少吃少动、不上厕所的旅程有多么辛苦——就这样匆忙地赶回了那个小县城，匆忙地除了站，匆忙地看到等待我的家人，匆忙地打车回家、吃面睡觉，把车上的幻想，全部伴着“下车面”吞了下去。
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种心理：一段时间没回家，总会盼着那座城市的外表有什么重大的变化。我甚至还想会不会有富豪突然投资上几个亿，把这个小县城推倒重建，一夜之间变成一个“国际化大都市”。不过这一切，都随着回家之后那熟悉的街道、邻居、楼下种植的葱以及晒着的豆角干而被打消了，让人失望，也让人感到心安。
但回家后的几天，我却不安起来。
偶尔有一天，沿着城里唯一一条大街向南走，不一会，便觉得前面乌烟瘴气——走近一看，原来是那栋叫做“红旗电影院”的楼被拆掉了。
“红旗电影院”被拆掉了。
这家电影院自打我记事起，便一直存在着。在城北的“人民电影院”被拆掉盖成“人民法院”后，红旗电影院便成了整个城区里九万人唯一的活动场所。我还记得，在玩泥巴的年纪里，经常会听见，这家半分钟步行距离的电影院广场门前，歌舞升平；同时，我也希冀着一墙之隔——也就是我爹单位——的楼上，能走下来一位年轻的阿姨叔叔，能带我去凑凑热闹。如果到了晚上，电影院门前便会有不少老人跑去扭秧歌，哪里有略无逻辑，却很是敬业的唢呐大爷和敲鼓大爷；要么，就是去参加被我娘定义为“东西很贵，又不好，完全骗人的，最后一天价格还会狂降”的展销会，只可惜，展销会的产品永远是主妇们感兴趣的床单被罩，而不是我更感兴趣的书籍，或是什么高科技产品。
因为实在讨厌各种教育场所，这家“红旗电影院”就这么看着我被抬进幼儿园，又被拖出来，拽进对电影院对面的“文化小学”。因为小学离家太近，所以家里从来不送我上学；最多，是刻意坑一下我的姐姐，让她骑自行车绕路送我去学校，然后再去她所在的中学。
电影院时常要承办市里的大小活动，这样忙碌的场所，门口自然时常会有交通管制，这对于需要穿过这条马路的我来说，放i班级了。再到每年组织看电影的时节，我便真的像顾问里面的“适百里者”一样，提前三天准备粮食，到时候钻进黑黢黢的电影院，与别人交换食物——在这个能容纳将近一千五百人的屋子里，电影永远不是什么重点。再后来，我又和其他人一齐跑到舞台上，龇牙咧嘴地唱了一首《红星闪闪》，还伴着毫无底线的幼儿舞蹈。虽然到现在也不清楚比赛结果，但总之还是圆了一场简陋的“舞台梦”。
再到后来，我与电影院之间那根淡淡的线突然断开了；文化小学让我有了一点文化之后，我的中学处在与它相反的方向，我只知道，这期间，“红旗电影院”五个大字被抠了下来，安上了“XX市宣传文化中心”的帽子，也开始办起老年人颇感兴趣的“免费送药领鸡蛋”的“宣传文化活动”；再后来，我听说这座处在城里黄金地带的电影院之上，要盖起全城最大的商场——就是那时，我看到了上面所说的一片遗址。
其实，我一直都在想，应该拍上一组图片：图片中，主角站在原先舞台的遗址上，表演节目，衣着华丽。如果真的拍出来，大概无论如何都应该算是部后现代佳作了；但红旗电影院终归在把想法付诸实践之前，被彻底拆掉。不过，这样也好，也许，毕竟不是所有现代人都需要昨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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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乐也非常的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