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:珀西·格兰杰、伯内特·克罗斯的自由音乐机
自由音乐机(Free Music Machine)由美国音乐人、歌手珀西·格兰杰和澳大利亚作曲家珀西·格兰杰共同发明。格兰杰是法鲁西奥·布索尼(Ferruccio Busoni)的弟子,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钢琴手。他从1900年开始就一直在提出并发展他的“自由音乐”(Free Music)理念:这种音乐形式以八分音符为基础,节奏上完全自由,记谱方式也不同常例,使用坐标方格纸上。格兰杰曾尝试使用多台泰勒明琴、变换唱片转速等方式实现“自由音乐”,最终发明了这台乐器。格兰杰写于20年代的音乐作品《随机化》(Random Round),标志着他在随机化作曲(random music composition)上的尝试,这比约翰·凯奇(John Cage)早近30年。在最初的自由音乐实验中,格兰杰使用线材将三台独奏琴连接到一台自动钢琴(Pianola)的琴键上,使用这台自动钢琴控制三台独奏琴,但不久之后,他就放弃了这个方案:因为这种组合方式无法使用自动钢琴产生连续的滑音效果。此后,格兰杰开始与伯内特·克罗斯(Burnett Cross)和妻子艾拉·格兰杰(Ella Grainger)协作,研究开发结构更复杂,但设计也更怪异的机器系统。自由音乐机便是这样一种“机器”:该“机器”可以控制八个振荡器的音高、音量和音色,机器上有两组大尺寸滚轴,可将四组纸卷输送至机械臂处,机械臂则在纸带的裁剪边缘滚动,进而控制振荡器的各类参数。
格兰杰在1952年4月注释了上面的示意图:
“乐器8个振荡器通过坐标纸、塔碟(towered discs)和金属臂控制,可以产生格兰杰自由音乐(理念产生于1892年左右)中的滑音及不规则(即无节拍)节奏。(纸带是)一个约80英寸高的浅棕色纸卷(称“主背纸”),以滚动的形式从送纸转轴送至受纸转轴。输送的过程中,纸带会经过一个金属架笼(用于保持主背纸、坐标纸和盘片位置一致)。8个振荡器分别有控制各自音高、音量的图线。主背纸的正面附有四张控制音高(纸张为淡绿色、淡紫色)、四张控制音量的图线纸(淡粉色),纸张的上边缘,按照对应音符的时值、音强要求,被裁剪成高低不平的形状。上述的这些图线纸分别控制前四个振荡器。同样的道理,主背纸的背面也附有同样的控制图线纸,用来控制后四个振荡器。这16张图线纸以纸张底部为参照,按不同的高度装订在主背纸上,但纸张顶部与主背纸并不订死。这样,(主背纸与图线纸)形成了一个“口袋”,口袋中可插入金属塔碟,塔碟的塔部卡在图线纸边缘,跟随纸边的高低上下运动。塔碟的运动通过机械臂传递给轮轴,进而控制振荡器的声音控制箱,将音调音量调整为指定参数。(塔碟中的)蓝白盘用于控制音强,尺寸比控制其他音调的多色盘片小。上面示意图中没有标注连接的导线。”
- 可以使用7种音色播放出任意音高、任意时值、强度的音符,包括二分、四分、八分音符;
- 不同音高之间,即可连续变化(即类似弦乐),又可跳跃变化(类似钢琴);
- 必须能够演奏人类无法实现的复杂无节拍节奏。节奏动态性可精确控制。
- 作曲者必须能够自己使用、维护这台乐器。
格兰杰是一位持之以恒的实验者,拥有丰富研发经验。他还发明过一些其他稀奇古怪的乐器,包括:
- 第一个用于演奏滑音的滑管;
- 一台电子回放型两用自动钢琴[1]两用钢琴(Duo-Art Grand Piano),一种结合了唱片机、自动钢琴功能的钢琴。,可用于演奏无节拍、不规则小节(irregular barring)的音乐。
- 便携式折叠小风琴;
- 伯内特·克罗斯型电影胶片卷动音带(但因为格兰杰不能用这个音带直接控制声音,因而不再使用)
- 史密斯管风琴(Smith’s Organ Flute Pipe),琴上挂有鬼脸和滚棒作为装饰。
- 一系列装有簧片的盒式乐器,可使用真空吸尘器“演奏”出声。(1944-6)
- 缝纫机和手钻(可以用作振荡器,产生多种声音)(1951.9)
- “袋鼠口袋”[2]据查,这台乐器也是他研究自由音乐的实验品之一。——译者注(Kangaroo Pouch),由格兰杰设计外壳框架,在克罗斯建议下装上了轮子;还
- 装有4个真空管振荡器,振荡器由当地白原中学(White Plains High School)学电子专业的布兰奇(Branch)制造。
- 蝴蝶钢琴(Butterfly Piano),其音与音之间仅相差1/6音高,而非普通琴上的半音律制[3]详见http://www.limelightmagazine.com.au/Article/261050,percy-grainger-s-hall-of-mirrors.aspx。——译者注。(1952年)
- 克劳斯-格兰杰电眼声音机(electric eye tone tool,1957-1959),是现存的最后一台格兰杰乐器。
珀西·格兰杰论述自由音乐,1938.12.6:
自由音乐(札记2)
“音乐是一种尚未成熟的艺术;它现在的境况可以看作是埃及浮雕的时代:躯干刚刚浮现,而头和四肢仅有侧面轮廓——无数自然的可能性都被制约在这规范的形式中。借助自由音乐,我们可以进入像希腊雕刻技工那样技术纯熟的时代——人类静止状态的所有角度分毫毕现。当今的传统音乐(无论“古典”还是“流行”音乐)都被给定的律制音阶、节拍律动(不管是规律还是不规律的)所牢牢把控;所有音乐织体都为节奏所限制,好像和声步骤(无论有调性还是无调性的)仅仅是习惯一般,这根本不配称作“规律”。有些作曲家或者或那地,多少放松了这些在音乐上的制约因素。西里尔·斯科特(Cyril Scott)、杜克·艾灵顿(Duke Ellington)着迷于滑奏音色;亚瑟(Arthur)等人则尝试使用近半音(closer half tone)创作;西里尔·斯科特(跟随我)撰写了一些比较无节拍的作品,在欧洲地区获得了斯特拉温斯基(Stravinsky)等人的回应。勋伯格(Schoenberg)也将我们从传统和声体系中解放出来。但是,除了澳大利亚的作曲家们,没有人愿意将上述的创新结合起来创作一部可真正称为“自由音乐”的作品。在我看来,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可以飞行的时代,但人们却仍旧无法接受演奏滑音(tonal glide)、弯音(curve),这简直太荒唐了——这就好像是,你能在一小块方块上涂色(就像马赛克),却不能画曲线一样。在一出戏剧里,如果台上的演员只能根据戏剧关系而走动(也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走动),我们肯定会觉得太离谱了——但这种荒诞的“正步”场景仍存在于音乐中。在大自然中,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动听而触动人心的、“自由”(非和谐和声的)的声音组合,但我们却因为“和谐和声”的故纸堆,而不能将这些美妙的声音表达带进音乐中。我还是十一二岁孩子的时候,住在墨尔本的奥本(Auburn),曾在脑海中浮现过“自由音乐”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是我对音乐领域仅有的“贡献”。我想,那个音律自由的世界,正在太阳中召唤着我——那轮太阳是在墨尔本阿尔伯特公园(Albert Park)、维多利亚布莱顿(Brighton, Vic.)的太阳,是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,在天上的那轮太阳。
所以说,自由音乐不是我的一厢情愿;即使我不把他写出来,也总有其他人把它说出来,因为所有的音乐,这个世纪以来,一直都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。对我来说,自由音乐是唯一一种在逻辑上符合科学时代的的音乐形式。
人工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我的自由音乐作品,是在1935年1月我给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(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)做墨尔本的广播演讲的时候,珀西·科德(Percy Code)指挥了演出(特此致谢)。但自由音乐实际上需要非人工力量的演奏。与其他“真正的”音乐一样,自由音乐是不是大脑理性的产物或是什么商品,而是一种感性的结果,它应该直接从作曲者的脑海中传出,通过精妙控制的“机器乐器”直达听众。音乐已被人类的双手限制太久,其表达也被中介人——也就是演奏者——限制太久。作曲家希望和听众直接交流。(机器乐器如果是为作曲量身定做的,且作曲家为其专门创作作品的话)机器乐器可以胜任这种情感表达。这也是我为泰勒明琴创作自由音乐的原因——这是我知道的、调性最完美的乐器。在原始的原谱上,每个音符(在音高[4]pitch-staves和音强上[5]strength staves)都是用特定的颜色标记,因此不同的声音间很容易相互辨别。
珀西·奥尔德里奇(Aldridge)·格兰杰,1938年12月6日
参考资料:
The Free Music Machines of Percy Grainger. Rainer Lin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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